那个时候，英宗皇帝还未亲政，所以上午的时间被安排学习四书五经和史籍经典，下午需要去练习骑射。
晚上还要温故而知新，诵读白天所学的知识课文。
练习骑射，或许这也是英宗皇帝敢御驾亲征的原因。
同时，书法练习也不可懈怠，“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
满满当当的课业日复一日，几乎没有假期。
另外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听三杨内阁给他讲解政务，可以说一天到晚都没有闲着的时间。
或许有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其才能免除学习，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
明朝虽出了不少荒唐的帝王，但初中期的皇帝还都算得上励精图治。
特别是在子女教育上，他们能做到言传身教，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
彼时，他们经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治国经验和人生经历编书成册，以便流传下去为后世子孙提供学习教材。
明太祖朱元璋就在《明太祖实录》中，以汉武帝和商纣王做对比。
“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用此话来告诫子孙要懂得惜民惜才，不能奢靡无度，压榨百姓。
除此以外，明成祖朱棣编纂《圣学心法》。
他以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方略教导太子，希望其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
而后，明宣宗朱瞻基制订的《帝训》和明宪宗朱见深编纂的《文化宝训》也被经常拿来教导皇族宗室子弟。
也正因此，博览群书是作为皇储和皇室子弟最基本的素养。
皇室的藏书阁遍集天下名着，为皇子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教育氛围。
朱元璋在刚攻克元朝时，命人将元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都带往金陵。
后来，他也经常派人在民间寻找遗书，把找到的书籍都保存在文渊阁。
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又命人“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
每次藩王有立功表现时，除了赏赐金银田地，也会慷慨奖赏大量的古今图书。
但光会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理论教导，明朝皇帝也注重培养太子和皇室子弟们的实践能力。
朱元璋治国期间就有过规定，当举国上下在郊外举办盛大祭祀活动时，皇太子必须留在宫中处理各项政务，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未来储君的治国能力和处理政务的能力。
这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出阁学习制度对太子的能力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令其能“讲经说史，徐扬德性，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国家之重”。
如此一来，国家未来有明君可以，也就维系着整个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平。
只可惜，土木堡之变以后，这项祖制就逐渐偏离了原本的方向。
到了明朝后期，各个皇帝开始有意拖延太子出阁时间。
明英宗的皇太子朱见深出阁读书时已经年满12岁，明孝宗的太子朱厚照虽然出阁时间没有偏离太多，9岁出阁读书。
而当今的隆庆皇帝，他在登基初始就拒绝了礼部进献太子出阁读书仪注的编制，之后更是多次阻挠即满八岁太子朱翊钧出阁读书。
当时，礼部以“国家旧制，东宫出阁读书期不出八岁”为由劝谏。
但隆庆皇帝始终态度坚决，将出阁时间定在太子十岁以后。
当然，这其中也有魏广德的原因，因为他在和隆庆皇帝讨论育儿之道时，魏广德就曾感叹学童启蒙太早，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他的儿子虽然会早早发蒙，但绝不会上太多课业，每天最多学习一个时辰。
小孩子，还是要有更多的玩耍时间。
也不知道是否受到这些话的影响，隆庆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就变得不上心了。
因为一旦开了口子，之后的教育可就不是他这个皇帝能控制的，那得是内阁、礼部商议而定，总之他们是能够找到各种理由实行自己的教育。
皇帝希望太子能文武双全、才德兼备，可大臣们则倾向于让太子只学习四书五经，骑射和其他军政学习则予以免除。
这种矛盾皆因在土木堡战役中，明英宗朱祁镇听信宠臣王振的谗言而一意孤行，御驾亲征。
最终，他不仅自己沦为瓦剌军的俘虏，还让明朝武将功勋集团受到了大面积的摧毁，很多文官武将战死沙场，就连明成祖朱棣留下来的五十万大军都在这场战役中灰飞湮灭，这直接导致明朝从文武并重转向重文抑武。
出阁教育的学习重点也就相应转变，太子教育变成了形式教化主义，皇帝与朝中大臣对于出阁教育的期望目标不再一致。
儒学和各代帝王的祖训、宝训成了空疏之学，皇子们只懂大谈修身治国平天下，却对人间疾苦一无所知，也缺乏实际的沟通和治国能力。
“问道”和“济世”相分离，不能学以致用、不能在实践中探索真理。
而且在明朝后期，教育人员的配置上也显得墨守成规，呆板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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