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巡抚梁梦龙关于海运漕粮的奏疏在内阁，最终得到的票拟是“下户部议处”，而奏疏入宫后，司礼监也在票拟下批红。
对于户部，因为魏广德一向认为这个衙门虽然是大明个衙门里管钱粮的部门，油水很足，但麻烦也是最多的，所以以往并未上心。
由此，他对这个衙门的影响力也有限的很。
魏广德一些还在户部的同年，现在的官职也不过郎中、员外郎，根本没啥话语权。
也因此，魏广德放弃了向户部施压的打算，让他们增加海运漕粮的数量，怕是很难。
何况自己施压，张居正也可以。
就现在他和张居正对朝堂各衙门的影响力来说，张居正明显更占上风，完全没必要自取其辱。
魏广德只是强力推动将漕粮海运变为定制，也就是不管运河如何，漕运衙门每年都必须通过海路运输至少十二万石漕粮抵京，其他的也不强求。
海运较漕运便宜，但是确实对河工生计影响很大，若直接切断漕运，两岸河工的生计也确实是大麻烦。
值得一说的是，这几年因为黄河水患的原因，大明内部商品南来北往的数量也是锐减。
毕竟比起陆路运输，漕运的成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成本优势更加明显的海运，即便有商人想要尝试，阻力却是很大。
究其原因，还是漕运的利益集团里不止裹挟着大商人，更有大量官僚的利益参杂其中。
魏广德也不急，慢慢来，他已经越来越体会到《道德经》里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意。
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道德经》第六十章，后世解读也很多。
说法一是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
说法二则是认为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两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更有说法三，“小鲜”像是小鱼，或一块小肉之类的，意为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比喻治大国应当无为。
其实在魏广德看来，三者皆有，不能单独采纳一种说法，也不能否定一种说法。
好吧，这就是魏广德理解的“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
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感情表达最得当。
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
《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着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恒常不易，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
毛泽东曾认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中”字的本义，有几种说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状；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首领立旗于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
”这“中”字，相对于“外”来说是“内”，里面；在方位上，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在过程中，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一半”；而相对于“偏”来说，那就是“正”，不偏不倚。
魏广德就字面理解，即是指适中，正当，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
而“庸”字的本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大钟，通“镛”；有人说是城，通“墉”；有人说是劳义，通“佣”；有人说是功义，以钟记功等。
“中庸”之“庸”后世理解大致有三个意思：第一，何晏讲是“常”，程子讲“不易之谓庸”，即恒常而不易之理，变中不改变的道理；
第二，朱子讲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
第三，《说文》：“庸，用也。”就是运用。
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也认为，《中庸》这篇文章，是记中和之用的。
魏广德对“中庸”之“庸”的理解，偏向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庸，用也。”
在魏广德看来，“中庸”的本意或许就是用中正的思想选择合适的用法，即“实用主义”。
为了满足“实用主义”，自然就可以在无数的办法里反复横跳，不断的变化，兼揉并济，也就有了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选择最实用的，就是中庸的本意。
所以对于漕粮的运输，不管是走陆路还是走运河，亦或者走海运，都要，总有一种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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