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刘海峰的是一大帮博士学者，其影响力最为盛，我们可称之为刘海峰学派。刘海峰是科举学的创始人，科举是古代的高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民主、最公正。王亚兰校长说，我的老师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泰斗级教授田建荣，田老的老师就是刘海峰。刘海峰培养的其他的博士，也个个都是鼎鼎大名，比如说李兵、郑若玲、李立峰、李木洲，等等等等。
讲到了刘典正，那是一篇一篇的论文。后附，他的成名作的一部分。
附录：
大学生就业考试之统一与分闱方案的理论纲要
——基于按劳分配原则为中小学生有效“减负”并给大学生合理“增负”
(刘典正)
摘要：大学生就业机会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方式分配，可有效解决四个问题：1、为中小学生有效“减负”，2、为大学生合理“增负”，3、素质教育成为一种可能，4、按劳分配原则得以更充分的践行。社会主义基本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即劳动成果按劳动贡献分配，即按贡献分配。那么，就业机会需按劳动能力分配，即按能力分配；而升学机会需按劳动潜能分配，即按潜能分配。中小学生的劳动潜能，可通过考试测量；大学生的劳动能力，也可通过考试测量。
关键词：九等考试制?按劳分配?分闱减负?增负
引言：引言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因考试泛滥如洪水，怎样可以使之静下来，且有序流动？有大学生无所用功，因动力不足如死水，如何才能让他动起来，并充满希望？治水，我们是有办法的：禹用的是疏导的方法，顺水势而引导；现代我们可以筑堤坝，蓄水势而利用；更有南水北调，可以将水从多余之地导流引调到急用之处；不仅可以解决缺水和多水的问题，还可以化两害为两利。治负如治水，我们或许也是有办法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可顺势疏导；大学生负担轻，宜增压调适。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种考试，把高中毕业的高考压力上调到大学毕业，既可为中小学生有效减负、又可给大学生合理增负？
如上所述，中国学生学业负担整体上表现为不均衡：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大学生负担太轻，问题的根源是“饭碗”。高考在切分升学机会的同时大体上影响着就业机会，这一机会分配机制显然让高考超载。中小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高考的导向及其“有考——才教——方学”的应试逻辑：1、利益诉求，考上好大学意味着好就业；2、有些科目高考有考，有些科目在高考的范围之外，造成学生片面畸形发展；3、地方追求升学率，学校的利益与学生的成绩挂钩，老师被迫成为学生压力的扩大器。大学生负担轻，主要是因为：1、学习和近期利益无直接关系，除极少数特殊极端情况都能顺利毕业；2、所有科目，正常学习或稍作努力，都能及格达标；3、老师把关，沿续人情世故的历史文化惯性，难以严格。由于建国以来，直至上世纪未，大学毕业包分配；现在就业，公务员入职、企事业单位用人等，多由人事考试；考生大多是应往届大学生，且往届生档案多在各自县（市、区）的人才交流中心。我们主张：就业考试全国统一，定额到各高校和各县级人才交流中心；并城乡男女分闱。试图用考试及其压力上调的办法，最终使教育回归教育性，选拔性竞争放在合适的年龄段，实现学生负担合理、健康发展的目的。
我们默认：人是要追求发展的，正如水要流动，是自然的；则治负之要为“导向”。考试就具有导向作用：廖平胜认为考试有督导的功能：“具有强化和导引的作用”，是社会系统人力资源开发的“导标”，是学校教育的“航标”，是教学的“整速器”；[1]郑若玲习用“指挥棒”这一形象的称谓，在她的博士论文《考试与社会之关系研究——以科举、高考为例》正文中出现27次，并参考文献中有自己的文章《试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1次；周序则用“规训”这一表述，“‘应试主义’规训”使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位于“升学率”，同时使老师也“处处被束缚”，但“规训并非天然就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2]，乐观地认为“革新命题技术，将成为改变我们受控于‘应试主义’状况的一条可能路径！”。[3]
周序的乐观我们是认可的。当然，试用上调考试而改变“导向”，已不再是“革新命题技术”之改变考试内容，而是改变考试的制度形式使“规训”的目的回归“教育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化考试形式当然要结合革新考试内容，是我们试图使学生发展不受“负担不合理”困扰的解决之道。接下来，我们先呈上以大学生就业统考为核心的考试方案，其说明及理由随后。
参考文献：
[1]廖平胜.考试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4.
[2][3]周序.应试主义[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69-7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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