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哨站遇刺身亡的前主管。他名叫魏识方，我并不喜欢他，然而好笑的是发现他的尸体的人也是我。他在周五下午开会结束后总是最后一个走，在这时被刺杀。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看着他喋喋不休，废话连篇，丝毫没有想到两个小时后我将会看到他的尸体，像一束沾血的烂麦穗。他那时候还没死呢，背上中了一枪，颈动脉被砍断了，鲜血喷涌而出，融化在廉价的灰毛地毯里。他躺在地毯上，躺在血红色的巨大旋涡里，喉咙里呛着一团一团的血，在断断续续的呻吟中死去。临死的他还在喘气，声音如同汽笛尖啸。他沾满血迹的四肢还在微微抽搐，像是压烂的泡菜。杀死他的凶手至今没有找到。他被埋在哨站的公墓里——他没有任何家人。
活在我记忆里的另一个死人是玉方流，这名字是从白乐天的《玉水记方流》里来的，他是我的同事，曾经和我一个办公室。我不知道他的死因是什么，但他还很年轻，才二十三岁。我总疑心他是死于一次规模不大的收容失效。他也被埋在哨站的公墓里——谁叫他也没有家人呢。哨站的公墓很大，我想少说也有千把人吧。苏桦不在这里，被他的父母接回去了，那两个老人把他拉回去的时候没有哭，但一举一动都很僵硬。我接着想到每个站点都会有这么一座公墓吗？每座站点的公墓都会这么大吗？名为SCP基金会的巨型墓葬里面埋了多少人呢？也许我可以在那一排排墓碑上收集名字，直到发现这些被遗弃的名字足以组成一个完备的国家。要是我就这么一直活下去，迟早有一天我记忆中的死人会多过活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身后，都立着三十个鬼魂——三十比一，正是死去的人与活人的比例。
我想把记忆中的死亡和其他东西记录下来。有时把记忆写出来（我现在就在这样做），有时把它画出来（我一直这样做）。苏桦总是喜欢把记忆画出来，用以表达更多的东西，例如他那些脸庞扭曲、身体赤裸的自画像。他是把绘画当做意义来看待的，在他眼里道德、法律乃至于诸如此类的一切更像是信仰而非意义，在他眼里世界本该是有意义的可实际上世界没有意义，他拿笔给它添上自己臆想的意义。所以他才会对Elina说活着和死去都很好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是好的。第一要务是表达，所以他一直都在画呀，画呀。现在他死了，跪在地上，脑后中弹，以这种诡异的姿势烧成灰烬，运回浙江老家。
我还想去写去画，直到我写满画满一百万页为止。大概我和苏桦一样不相信世界而相信笔，相信艺术，相信对美终极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广泛有普世价值的，但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我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写下他们的死亡直到我自己也死亡，这样我就可以对凋零之中的基金会作出某种记录，对纷乱不稳定的未来作出某种猜想，梦境、现实、性与死亡都会被包括在内。我意欲讲述，穷尽我的语言讲述在看到子弹射入苏桦大脑时惊骇、晕眩的感受。亦或描述像Elina叙述的她DNA提供者的自交，那种对伦理道德旗帜鲜明、似是而非的反抗。夜深人静时我时常会想到自己的追求，我可能会说出的一个词是“美”。于我而言，美同样可以存在种种暴乱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忍受许多厄运存活至今。仅此而已。
* * *
天热的空气都在抖动，连蝉噪声都在热浪中变得软弱无力。我还没吃午饭。倒U形天桥的对面有一家KFC。我越过天桥，费劲拉开玻璃门。凉气扑面而来。
我点了个香辣鸡腿堡套餐，在楼下略等了一会儿，拿着餐盘上了二楼。我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旁边是宽阔的落地窗，看得见街上甲虫般穿行的汽车。我的后面坐着个戴眼镜的女人，东西几乎没动，一直在玩手机。两个男人坐在相邻的另一桌，一个是留长发的年轻人，戴着鸭舌帽，另一个年纪显然要大些，是个光头，胡子拉碴，大约四十几岁。餐厅的另一边坐着一个神情疲惫的女人，一个显然是她父亲的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坐在她旁边，一声不响地吃黑椒嫩牛饭。拐角有个小小的滑梯，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那里嬉闹，一个胖女人坐在一旁看着他们。
我喝了口可乐。留长发的年轻人说了句俏皮话，是关于克里姆特的，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年轻人说：“从《朱迪街1号》中可以看到克里姆特作品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以及那些被装模作样的‘正人君子’批判的、他本人偏爱的情色主题。”
滑梯方向传来“哗啦”一声，孩子的哭声响了起来，紧随着是母亲嘘嘘的安慰声，把年轻人的声音给吞没了。戴眼镜的女人打开一瓶杏仁水，导致空气里净是理发店的味道。年轻人继续说：“……就是原因。到处都是分不清情色和色情区别的家伙，看到裸体就大呼色情。当你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油画’两字的时候，后面常常跟个‘裸女’。”他的声音平滑细碎，像石英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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