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荡再一细思，这也正好说明，司马恒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他明知秦王不喜，但只要觉得合适，就能举荐。
“公子赢熋，乃我公族庶子，其人也善于用兵，确如治吏令所说，能当此大任，只是寡人还有一顾虑？”
秦王边想边说，聪明如司马恒，定然是能猜到他所思的。
“回大王，大王所虑者，乃公子赢熋与季君之乱也，臣为我秦治吏令，有察人之责，以命担保，绝无此事。
前年，大王在夜奔宜阳，公子赢熋的确是曾追赶大王，但臣以为，此乃郎中令之责，公子赢熋并无过错，错在派遣他之人也，何况在追大王的途中，他也未曾有丝毫伤害大王的举动，此以为，此不足说明公子赢熋乃弑君之人。
其二，季君之乱时，公子赢熋曾领兵巴国，也是他最先反应过来，巴蜀公族之乱，正是因为他的机敏，才不至于令巴蜀酿成大祸，上将军呈报大王的军情之中，皆有说明，此为一功才是。
其三，公子赢熋，臣多有考量，认为此人忠义，只是不善于言辞，更不善于阴谋之道，大王尝与季君相斗时，公子赢熋别无选择，只能被夹杂中间，左右为难，纵然大王也不能断其忠奸也！
其四，臣身为治吏令，大王亲口所说，治吏令，乃治秦国吏治，吏治者，当知人而能秉公也，臣此番举荐公子赢熋，乃是深思熟虑，请大王三思！”
这样的一番话，倒是让嬴荡的信念有些松动了，这让他想起最后一次见赢熋的情景。
那时候季君之乱未生，甘茂还未死，从表面上看起来，秦国君臣，尚且和睦，秦王也在一步步地重掌大权，为了让赢熋腾出郎中令一职，便派遣他去向寿麾下领军。
当时，秦王曾问到赢熋，是连楚好，还是连齐好？
老奉常那帮人，一心想要连齐，因为连齐则秦在攻击巴蜀时，楚国或许会有出兵的举动，甚至令楚国北上宜阳，这样一来，向寿大军和冯章大军必为所阻，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攻取咸阳了。
当时，这赢熋的态度是颇为坚毅，甚至表现出了浑然不怕死的模样，面对秦王的问话，他都是对答如流，还从秦国利弊出发，认为当连楚也，这样的人，还真不一定是反贼了。
因为季君之乱，秦国死伤了不少贵族，但要说其中没有一个是被冤枉的，那怎么可能？
那段时日，但凡上了白璟名册的，最少都是满门抄斩，家主纵然有错，他们的奴仆，又何错之有呢，还不是被诛杀干尽，更就不说其中被冤枉之人了。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纵然秦王想改变，也非一朝一夕就所能成就的。
“此事，寡人可做思量，须得见上一面公子熋，才能知其轻重，可容后再议。唯今，就只有一陇西郡守还未定下，我秦国不同于中原各国，我秦人乃是在蛮夷中崛起，可以说，陇西就是我秦人的崛起之地。
河西乃门户，进可攻退可守，不得不重，汉中有承启之用，不可小觑，而关中乃是我秦人根基，也是我秦国争霸天下之根基，若无根基，一切虚妄。世人皆知，我秦人能有如此国力，都是关中膏腴也，所以当得咸阳将军亲守，定为王畿之地，寡人方才安心。
但这陇西，与这三郡就又有不同，此乃我秦国祖地，可是我秦人最后的家园，陇西，西南有羌，北面有狄，此处郡守，不仅有镇守西陲之重，更是有教化异族之重。
异族与我华夏之不同，乃是风土、人情、所思、所做、所为、生存之本之不同也，华夏之人，乃靠农耕，秋收冬藏，应天而存，万法皆不离农也，而异族之人，乃是农耕混与牛羊，农耕能明冬藏之理，今年所存，来年所用。蛮夷之人，皆缺藏也，不懂藏道，今年之用，不思明年之备，明年就只能强抢也，这才是祸乱根源。
如今我秦国大兴王道教化，既然是教化，那也须能教化异族也，寡人以为，可令一儒生为郡守，在陇西大兴教化，礼乐蛮夷，同化为我华夏也！”
其实秦王还有半句话没说，绵诸是什么地方，是能一路通往新疆和青海的地方。
他不仅要这些地方、甚至还有更遥远的地方、都能读到华夏的百家之学，都能受到大秦的礼乐教化。
天下大同，虽外胡而内华也，所以陇西是非常重要的跳板。
连续三月，司马恒虽未在咸阳，但每日间都能收到秦王的书信。
如今，大秦以孟轲为治礼令，以苏秦为外交令，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从吏治的角度出发，只有分工明确，才不致于吏治混乱。
只是他个人对这治礼台的设立，还有略微有些惊讶的，这样的举措，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礼乐之教化，教授忠义之道，这不就是梳拢人心吗，儒生莫非真有这么大的能力？
司马恒没有见到结果，他心中也没底。
“大王，夷重威而轻礼，若是行礼乐教化，当真可行吗，臣以为，只有我大秦锐士的长戈和弓弩，才是蛮夷们所畏惧的，才是令他们听话的长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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