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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雄晚上十一点离开季川家”，这引起了刑警的注意。因为孟祥宇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晚上十点到临晨一点之间，而季川家距尸体现场又只隔一公里远。
“这一点很可疑。还是再调查一下陈雄吧！”田春达说。
陈雄，是一个方脸、中等个子的男人，三十五岁。他有些无精打采，讲起话来懒洋洋的。
他是这样回答警方的询问的：“在季川家喝了一阵酒，后来我的情人来了电话，让我晚上过去，我就说有事儿先出来了。我的情人叫艾玉婷。我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到了她的家里，晚上就住在那儿了。”
根据陈雄的供述，刑警来到了艾玉婷的家，对她进行了调查，得知情况属实。
陈雄十一点从季川家出来，三十分钟以后到达艾玉婷家，这已经很清楚了。由此看来，他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去离季川家一公里的杂树林杀害孟祥宇或运他的尸体到那。而且，他到次日早晨为止，一直同艾玉婷睡在一起，也不可能在这期间跑出来作案。
“这么说，他没有作案的时间，嫌疑也就比较小啦！”郝东说。
“是啊！”孟晓春回答。
“孟祥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害的呢？”田春达抽着香烟说道。
“组长，再调查一下市内有贮煤场的地方吧！”郝东说。
“好吧。”田春达点点头。
刑警们开始对市内有贮煤场的地方进行走访。可是直到第三天，还是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
正在这时，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喜报，飞到了正在被高山拦住去路、陷入困境的重案一组身边。俗话说，老天有眼。这虽然是句老掉牙的活，可是现在的田春达组长却完全是这样认为的。
报告说：十三日早晨，东郊惠民路派出所收到了一个遗失的手提包。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上学路过惠民路附近的一个贮煤场时捡到的。手提包是皮质方型黑色的，里面装有钱包、香烟、打火机、手纸等物品。钱包里是空的，并没有发现名片。派出所的警察以为这个手提包与此案无关，就没有向刑警支队报告。这是一个刑警来到惠民路派出所调查贮煤场的情况时问出来的。
重案一组马上将手提包拿来，并把孟祥宇妻子也传来辨认手提包。
“确实是我丈夫的。”孟祥宇妻子肯定地说。
“你丈夫在惠民路那一带有什么关系人吗？”
女人摇着头：“没有哇。”
田春达带着部下来到了惠民路附近的贮煤场。一个警察带着捡到手提包的小女孩和女孩的母亲正在那里等候。
“小朋友，你是在哪儿捡到的呀？”田春达问。
小女孩用手一指说：“就在那儿。”
那个手提包原先丢在贮煤场栅栏边上。小女孩在这条路上走，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的。那里散有许多煤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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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达和部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环视着四周。吊车正在往货车上装煤。
“组长，到了深夜，这些噪音就全都没有了吧！”郝东说。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哪。”
田春达在女孩拾到手提包的附近来回地走着，寻视着。一会儿，他在离遗失手提包的地点大约十步左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郝东，你看！”他用手指着地面叫到。
原来，倒塌的煤堆从栅栏中溢出来铺了一地。其中有一部分好像被什么人平整过，但还可以看出凌乱的痕迹。
“案件已经发生五天了，说不定原来的现场已经给破坏了吧。”田春达说。他又来到栅栏内的仓库左侧的办公室前，敲了敲玻璃窗子。里面有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闲谈，听到响声一齐转过脸来。
田春达拿出了证件给他们看，问道：“十三号的早晨，这一带有没有什么变化？比方说，有没有人搏斗过的痕迹？。”
他一问是否有人搏斗过，对方一个人马上想起了什么似地回答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嗯，是那天早上吧！我们八点三十分左右上班来一看，那儿的煤炭给人搞得乱七八糟的。”
所说的“那儿”，就是田春达所指的地方。对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瞧那个样子，倒好象是一男一女两个人调情时给弄过似的。我们这儿的王石看了，觉得心里怪恶心的，就拿扫帚把那些散得一地的煤末儿和土都给扫了。”
田春达听了，心里抱怨着：真是多此一举。但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也就没有怪罪他们。仅仅是听到了当时现场的情况这一点，也就应该有所满足了。
田春达转身向等在外边的车子走去。他发现拾到手提包的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还站在那里，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地走到少女身边，抚摸着她的头问道：“噢，对了。小朋友，你拾到手提包的时候，那手提包是湿的吗？”
“不是啊，没有湿呀！”
女孩仰起小脸儿，出神地望着天空，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明确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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